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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过客》和《寻路的人》

发布时间:2017-10-12 10:56来源:网络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X(2011)04-0000-01

  
  ��在中国新文学的艺术长廊里,鲁迅和周作人无疑是两根最坚实的石柱,支撑着新文学的发展,甚至是至今也还依然影响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就像孙郁先生所说的那样“惟其兄弟二人,却一直矗立在20世纪文化的中心点上,成为两处绕不过去的存在。”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人生道路上苦苦寻觅之人,找到的确实迥然相异的两条道路。1925年3月9日,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过客》,和1923年7月30日周作人创作的《寻路的人》正是他们探索人生道路的精神写照,也是他们人生转型期矛盾的集中体现。在《过客》中,鲁迅塑造了一个在黑暗中仍然继续向前探索的坚韧的战斗型过客,而在《寻路的人》一文表达的则是顺其自然沿途看风景而过的态度,哪怕是挣扎也是不需要了,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
  �一、人生道路上的殊途
  �鲁迅和周作人因为是兄弟,所以有着共同的起点。但因为鲁迅是兄长的缘故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观、性格兴趣导致了从同一个起点出发却走到了完全不同的终点。一个是沉重而忧伤,一个是平静而淡然。《过客》和《寻路的人》都写与他们人生的转折期间,时间差度上不大,可以说是表现他们精神的最佳写照。
  �《过客》的创作正是鲁迅人生观处于转折的时期,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在他的思想中斗争。文章开始出现的“黄昏的时间”和“枯树根”、“小土屋”本身也是象征着当时的旧中国。三个人物就分别是进化论的代表:老翁、过客、小女孩。他们在面对同样的“前面”时的态度也是进化论的表征:老翁看到前面是坟墓而不敢前行,过客“虽然明知道是坟而偏要走”,小女孩则认为前面是有蔷薇花的坦途。沉思、徘徊后,过客断然拒绝了老翁的劝告而继续向前探索。这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进化论和唯物论的斗争中战胜了进化论而选择了继续战斗。
  �但是进化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给予鲁迅群众的力量,进化论太强调的是个性解放。因此,在《过客》中,这位过客终于还是一个人走向了前面,以个人的力量去成就英雄的事业。也是因为这种局限性,在与马克思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中,鲁迅还是选择了后者,开始放弃单纯的进化论思想。这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在《过客》中也是有精彩的体现,过客在老翁的劝告下曾一度“徘徊、沉思”,在老翁劝他休息后,他说到:“对咧,休息……。”(默想,但忽然惊醒,倾听。)“不,我不能!我还是走好。”“我愿意休息。但是,我不能……。”这矛盾、无奈正是鲁迅人生道路抉择的心理路程。最后还是“是的。还是走好。”
  �虽然进化论思想在周作人早期思想中也占有很大的主导性,这在他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革命文学》有充分的表现。但是五四落潮以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他们陷入了沉默中。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从斗士到隐士再到汉奸的三部曲。他的这种变化以1921年香山养病为标志。在《寻路的人》中表现得更为消极悲观了。他在《寻路的人》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在救亡图存时代大潮的推动,和进化论的影响下,周作人同鲁迅一起积极地投身于以启蒙救亡革命战斗中。但是五四后期,周作人已经迷失了方向,他把过去的自己看作是“寻路的人”,感叹说“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道,这是与一起生物共同的路。”这个时候,他开始进入悲观入世的心境。他把人生看成是死囚乘敞车,“至于路线如何…那有什么关系?”此后,周作人不再寻路,开始在悲观矛盾中挣扎,走向混世之道,与鲁迅为民族为社会而战斗的热血相比,周作人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的担当感。
  �二、历史观念的歧路
  �一部《天演论》把鲁迅和周作人都带入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里,及至他们留学日本以后,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后发展成为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观。鲁迅在《过客》中以反抗的姿态出现的绝望的境地中,过客才出现就让人知道了他的态度: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这是一个有力量的中年人。最后选择的是“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单这一个“闯”字就是极大的力量感召。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还接触到了尼采的超人思想,激起了鲁迅心中强烈的个性解放观。但是此时鲁迅的历史观还是处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历史唯心主义范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鲁迅极端地强调个性解放,甚至于“我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再改造世界”,因此,他在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小说人物也几乎无一例外是阿Q似地不觉悟民众。在《过客》中同样是以过客一个人向前为结局,从头至尾也未曾出现过客劝说鼓励老翁和小女孩的话,他只是不曾听从老翁的劝告。辛亥革命以后,鲁迅从十月革命中找到了希望。《过客》中也可以看作是绝望中的希望,无论是老翁的劝告他“据我看来,你已经这么劳顿了,还不如回转去,因为你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我想,还不如休息一会的好罢,像我似的”,还是告诉他前面是坟地的惊吓,在徘徊后他依然向前进,只是相信前面就是希望,他还是要继续他的理想战斗。
  �进化论也曾一度是周作人的历史观,但是这个观点在他身上持续的时间远没有鲁迅长,在南京求学期间,他就已经显示出中庸的态度来。此后在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香山养病以后,周作人的历史观走上了悲观和晦暗。在《寻路的人》中,开篇就说“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在悲哀中挣扎这正是自然之道。”他把人生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征途,只是向往“看风景”的方式,享受期中的苦与乐。周作人走的是懦弱者的道路,他选择了逃避并逐渐消沉下去,感到一切都无所谓,终致投敌附逆。
  �三、文学创作的迥异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
  �“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读完之后还想翻转过来再读的。”这是郁达夫对鲁迅和周作人文体的概括,可谓字字精准。
  �在《过客》中,鲁迅精简的文字丝毫没有多余的话语。“时、地、人”,对三个出场人物的描写也是精神得很。老翁是“黑长袍”,小女孩是“白地黑方格长衫“,过客直接就是“黑须,乱发”。而《寻路的人》则是周作人一贯的文风:娓娓道来。他只是简单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同人们分享他寻路的结果和困惑,没有硝烟只有真挚。
  �鲁迅早期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外国文学和革命思想就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革命性。虽然在“五四”运动退潮后鲁迅认为“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对文学能够改变社会表示过怀疑,但是此后他开始做杂文,仍然执着于文学的战斗性。这一点,也正是鲁迅成为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中华魂的原因吧。这种文学战斗性革命性贯穿了鲁迅整个文学的创作。
  �周作人在文学观念上起初也是和鲁迅一样以“改造民族灵魂”为宗旨,这也是他们进化论唯物观所决定的。这在《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是他最主要的文艺思想表现,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贯穿了他这时期的全部创作。五四以后,面对黑暗的社会,他采取了避世的态度。他已经“知道了悲哀就是自然之道”,人生的道路就是死亡,所以他只想“沿途看风景”,“至于路线如何又有什么关系?”他放弃了像鲁迅那样的“过客”式昂头奋然追求,而是“享受其中的苦与乐”即可。
  �一个高喊着革命,在热血中举起沉重的大旗,为改变社会而奋斗一生;一个静谧地品尝人生酸甜苦辣,却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空间里自娱。就是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引领着中国的新文学、新青年不断往前走。作为文坛的奇迹,周氏兄弟的道路将继续影响着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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